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、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》、诺贝尔奖得主诗集《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》、《太空日记：景海鹏、陈冬太空全纪实》《甲金篆隶大字典》……每本书都闪耀着智慧之光，也记录下四川出版走过的每一步坚实的脚印。
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，展示振兴四川出版取得的辉煌成果，引导人民群众爱读书、读好书，进一步宣传推广优秀图书，四川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发行集团于9月底开展新中国成立70年好书推荐活动。经过三个月的酝酿，12月13日，该推荐活动推出一份最终书单。这份书单共有55种好书，涵盖了四川人民出版社、四川教育出版社等9家四川出版社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的精品图书。该书单一经推出，便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，勾起了很多关于四川出版的美好回忆。著名出版人、作家李致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，回忆了自己关于四川出版的诸多闪亮往事。
李致与阿来、雷健、王川等作家学者担任了此次推荐好书的“推荐家”。他们从四川人民出版社、四川教育出版社、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、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、四川美术出版社、四川文艺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、巴蜀书社、天地出版社等九家出版社提供的100余种川版好书中优中选优，初步筛选出70种好书，然后再选出55种好书：其中“国家荣誉类”31种、“时代记忆类”9种、“人气好评类”5种、“励志能量类”5种、“专业价值类”5种。回顾往昔，细梳走过的路，看到那些优秀图书，曾深度参与四川出版发展进程，对四川出版历史熟稔于心的李致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李致
2019年10月，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，展出了书号为：0001的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》。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这本1951年7月在成都印刷出版的书，是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书店发行的。川西人民出版社地址是盐道街3号，也就是以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老地址。“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川西、川南、川北、川东，都有自己的出版社。1952年，合并为四川省后，全省只有一家出版社，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。”李致虽然已是90岁高龄，但讲起诸多细节，思维、逻辑都极其清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致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，曾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《红领巾》杂志总编辑、共青团中央《辅导员》杂志社总编辑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李致回到四川，主抓出版工作，曾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。
“立足本身，面向全国”
四川出版火热 形成“孔雀西南飞”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国门初开，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。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。当时候全国各地“书荒”严重，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。李致敏锐地意识到，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。“然而在当时，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有’三化’方针——‘地方化、群众化、通俗化’的政策限制。这也不敢出，那也不敢出。像《清江壮歌》《红岩》这些这么有名的书，四川都不能出的。”当时从北京回到家乡，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李致，感到要突破现状的需要。“另外从我个人的角度，我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，培养了很多作家，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《辅导员》杂志工作，都是面向全国的，所以我不受地方“三化”方针的约束。”在李致的掌舵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，率先突破了“三化”的限制，“立足本省，面向全国”，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。事后，李致回忆，“这在当时争论很大，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，你们有这个本事吗？但我们成功了。”
李致特别提到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，出版了《周总理诗十七首》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，全国发行近百万册，率先突破了出版“地方化”的限制。接下来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丁玲等一批老作家的近作，形成了“近作丛书”和“现代作家选集”丛书。当时，出版徐志摩、戴望舒等“新月派”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，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，拍板印。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，使得“川版书”声名鹊起。当时不少名家、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，被人们戏称为“孔雀西南飞”。回忆起这些四川出版的诸多高光时刻，李致语气里难掩自豪。
李致书房
“走向未来”丛书影响巨大
上世纪80年代，一套名为“走向未来”的丛书横空出世，震动了思想界、读书界。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，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，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。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，一共出书74种。严济慈、杜润生、张黎群、钱三强等人担任《走向未来》丛书的顾问。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、思想性的丛书，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，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。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中，几乎没有不知道《走向未来》丛书的。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“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”。相比这套丛书的广为人知，较少人了解，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《走向未来》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。他当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。
80年代初李致到四川省文联宿舍拜访沙汀
80年代初，沙汀（中）、艾芜（右）和李致在四川省文联宿舍
李致回忆说，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，知道四川人民出版社思想很解放，就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。“当时我们的思想相当解放，这套书本来是交给别的一家出版社，但是那家出版社没有同意。我觉得这套书好，就拍板同意了。我当即派了两个人去接洽这套书的出版工作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关上门封闭自己，外面世界怎么发展我们已经不知道了，该要走出去就要了解世界了。”
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，李致的才华、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。1980年，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，称赞李致“不是出版商，也不是出版官，而是出版家”。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，并公之于众。
“只要作品好，就能引发影响力”
非凡的胆魄来自于超常的见识。1985年，李致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。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。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李致一本书，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李致家里，叫《中国最新情报词典》，“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，人家赶紧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，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，要了解中国社会，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。我翻看四川部分一看，除了有“赖汤圆”“红油水饺”之外，居然还有“拉郎配”。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，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，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。，比如“业余华侨”（打扮的漂亮一点、头卷一点，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）“万金油干部”（人没什么本事，有什么事儿就查查万金油）“戴高帽子”，那个时候的流行语，都被收进去了。我也是这样的思想。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、了解、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。”
上世纪30年代，巴金与友人在上海合作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，担任总编辑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文化生活出版社暂时迁移到重庆成立分社。李致小时候很爱在成都重庆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玩，去找书看书，“那个时候这个出版社就面向全国。给我带来的影响是，我脑子里没有地方出版社的概念，我认为出版社就应该是面对全国。此外，我在《红领巾》杂志当总编辑时，报道了少年英雄刘文学，影响非常大。这也让我有个感受：只要作品好，就能引发影响力。”
为了进一步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，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多个编室陆续分设独立出去，文艺编室变成四川文艺出版社，政治读物编辑室变成现在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等，此外还增设了巴蜀书社等。如今四川现在正在提振兴出版，当被问到，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，李致说，“我觉得关键是核心目标要弄清楚：就是出好书；在全国有影响力，受群众欢迎，得专家肯定，有保存收藏价值。”
李致（左）与曹禺
出版业跟思想、知识有关，但同时出版又面临市场。李致说：“我一直坚持认为，对于出版行业来说，该赚的就赚，该赔的就赔。赚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薄利多销；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。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：统一核算，以盈补亏。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，比如我们四川，诗人很多，诗歌很发达，但是出诗集，一般是赚不了钱的。我还在出版社工作时，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，全国最多，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，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。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，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，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。我的思想很明确，出版是整体。当时，著名诗人冯至，曾来四川参观了我们的图书展览。他说了一句话，“不是出版商，也不是出版官，而是出版家。”他当时说的就是我。后来，有人就反对这个观点，提出“既要做出版家，又要做出版商。”还有人说，“先做出版商，再做出版家。”我说反驳说，还是不要搞这些文字游戏了。我始终认为，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，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，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，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。”